其实,战争不仅仅是两种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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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是很不错的东西,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好的东西,里面作者所说在今后的为人处事上也是有大帮助的。但是杂文批判性很强,我们可不能照单全收哈,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另外杂文只是看看而已,千万不能用它去给别人乱扣帽子,要不然杂文的意义就变了。
就先发一篇以后更新
虚狂型爱国主义的根源
作者:张雪忠 ??
在目前的中国,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经常只是因为在某些社会问题上看法不一,便轻易地以爱国来标榜自己,以卖国来指责别人。对自己生长于斯的国土怀有一种浓烈的感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爱国?
由于人性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爱国主义情感容易衍生两种有害的变种。个人在道德上的缺陷,容易导致伪善型爱国主义,在理智上的缺陷则容易导致虚狂型爱国主义。
伪善型爱国主义者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往往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爱国,而是为了谋求不太体面的私利。例如,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一边高喊爱国的口号,一边却将有毒的食品卖给自己的同胞,或是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并将钱财和家人一齐送至国外。
只有了解足够的事实,人们就完全可以看清伪善型爱国主义者的真正面目。但对于因理智缺陷导致的虚狂型爱国主义,人们却并不容易弄清它的根源。这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在道德上有可能无可指责,人们在认可其品格的同时也容易不假思索地相信其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所犯的理智错误,对人类理性而言极为自然和常见。
国家这一词语,本来只是被用来笼统地指代范围极为广泛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比如某一特定范围内的地理疆域以及在其中生发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当一个人说喜欢中国时,他可能既喜欢这个国家的自然景观,又喜欢这个国家的风俗、饮食和历史,但为了表达的简便,他可能只是简单地说,“我喜欢中国”,而不是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他所喜欢的与中国有关的具体事物。
但是,人们在使用国家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忘记了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用于指代在表达的过程中不便一一列举的各种事物,而是不自觉地把国家这个概念本身,视为独立于其所指代的事物的一个单纯而统一的实体,并且认为这一实体像自然人那样具有意识或精神。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国家这一抽象概念实在化,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人格化。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所爱对象具有人格时,这种爱往往不但是无条件的,而且是不求回报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爱他的母亲,他就绝不会嫌弃她苍老的面容或是佝偻的身躯;一个男人如果爱上一个女人,他不会在爱她其他方面的同时嫌她眼睛太小。另外,这种爱往往不是出于私利上的目的。人们很少会认为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只是为了从子女身上得到些什么。个人对个人的爱总是全面的,在范围上毫无限制。
国家这一概念只是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各种不同事物的指称,如果脱离了所指代的事物,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实在性,更不可能具有人格。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总体上热爱一个国家的自然景观,但同时并不喜欢它某些被污染的河流;热爱它的文化但却厌恶其中的某一成分(例如太监文化或献媚文化);热爱它的风土人情但却不喜欢它的政治制度(或是制度的某些方面),等等。另外,人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利害,来表达对组成一个国家的各种事物的爱憎。
虚狂型爱国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将国家概念人格化。一个人如果将国家的概念人格化,那么即使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具体行为或付出,也容易把自己想象为比别的同胞更加爱国的人。因为人们总是能更强烈、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而爱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必竟不需要任何真正的付出。
基于一种想象中的道德优势,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尽管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也总是会要求别人不问是非且不计利害地热爱和偏袒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那些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人,那些对本国历史或文化进行反思的人,那些指出国内各种社会问题的人,那些对国外的某些事物表示肯定的人,在虚狂型爱国主义者眼里,都是不够爱国的。
不幸的是,脱离国家概念原本指代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进而将它实在化和人格化,这不但是普通人的理性容易出现的倾向,而且也是一些伟大的思想者经常会犯的错误。实际上,不少哲学及思想巨人在推动人们将国家概念人格化方面,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柏拉图、费希特、黑格尔、鲍桑葵甚至卢梭等。
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对一些历史人物加以考察就会发现,那些公认的爱国者必然是成熟的爱国者。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相反,他们总是愿意去发现那些不加以解决就将危害日深的问题,并竭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个成熟的爱国者如果同时又能为国家作出巨大的牺牲,那他这种不求回报的爱国情感就不但不是虚狂,而是一种让人敬重的高尚。那些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总是身怀对祖国的热爱却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总是不求回报地为国家无私奉献却从不认为对自己的同胞具有哪怕一丝一毫的道德优势。
实际上,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最为热爱的恰恰是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所热爱的与祖国有关的各种不同的对象中,唯一具有人格因而配得上无条件和不求回报的挚爱的,正是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
英雄不是杀人狂
◎王开林
说英雄,论英雄,旧账不可不翻。先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谁是头号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相信十人当中少说也有五人会举出楚霸王项羽。为什么?因为他力能拔山,气可盖世;因为他杀人如割草,驱敌如赶羊;因为他有一条不得不走的末路,这条末路上还有一位貌美如花、性烈似火却毅然决然地为他抹了脖子的虞姬。可以说,项羽符合“古典英雄”的一切先决条件。然而,无论京剧《霸王别姬》唱得多么凄切动人,若要我答题,我还是会说项羽只是杀人狂,并非英雄。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楚霸王的劣迹,那可是一大笔血债:项羽首次作案是助叔父项梁杀害会稽太守殷通,殷通要革暴秦的命,项氏叔侄却为了夺权抢地盘而谋害他,无疑是黑手党的做法。项羽攻陷了坚守不降的襄城,将俘获的守军全部活埋,这正是他的军事“风格”,后来他还活埋过齐国数以万计的降卒,他最大的手笔是在新安城南活埋已经缴械投降的二十余万秦军。
项羽只喜欢战果,不喜欢“降果”,谁向他投降,他就杀谁坑谁,完全违背战争中“不杀俘,不戮降”的起码公义。项羽的暴行愈演愈烈,“西屠咸阳,杀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中国的建筑奇观阿房宫就毁在这位大屠伯的手里,他开坏了这个恶例,后世的军阀除了杀人,便动辄放火,直烧得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竟没有保存下一座意大利罗马或希腊雅典那般像模像样的古城,似项羽这种“榜样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后世的效尤者哪个不想盖过他的锋头?结果直折腾得赤县神州哀鸿遍野,白骨成堆。
项羽的“用兵之罪”实在太多。他丝毫不珍重生命,不珍惜文明,竟以杀戮为乐,以杀戮为功,他很少站在正义和公理这边,他只是一台疯狂的杀人机器。这样魔性十足的人物,又如何称得上是除暴安良的英雄?须知,那些把嗜血恶魔当作英雄去顶礼膜拜的人,其自身的兽性就令人警惕。
常言道,乱世出英雄。时势与英雄两相造就。这种造就总须以消灭不计其数的血肉之躯为代价,因此我们不难从历史的黄卷中发现,英雄主义风行的时代通常是恐怖的时代。爱默生指出:“每一种英雄行为,其衡量标准就是它对某种外在之善的藐视。”这就太可怕了!人间之善竟是“英雄”的绊脚石,他们总是将人道主义精神视为妇人之仁。
真正的英雄该是集智慧、勇敢和仁爱于一身的行动者,他们只有两个理由要杀人,一是除暴安良,二是抵抗外敌入侵。对于那种虐杀弱者、残杀降者和滥杀无辜的行径,他们不仅会感到可恶,而且会感到可耻。
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在描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曾意味深长地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暴力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可惜在血色殷红的历史中,如此善良和理智的声音太微弱了,许多人都听不到,或假装没有听到。于是乎,腥风血雨之下,冤魂无数,正义难寻。
英雄不用刀,不用剑,不用武力,不用强权,完全给勇敢放假的时候,他该是什么样子?他应该充满智慧和悲悯之心,给大众带去祥和与安乐。武力的“善意”和霸权的“美学”从此可以休矣,在一个英雄无法横空出世的时代,我们且充满善意地做人,对于那些嗜血魔王少一点狂热的崇拜,多一点清醒的认识。毕竟我们每人肩上扛着一颗活生生的脑袋瓜,谁也不希望它被哪路“英雄”伸手摘去。
应赛教育:艺术早衰症
来源:《戏剧之家》2009年第1期供稿文/孙焕英[导读]艺术应赛教育,还会影响艺术创新。而艺术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提高。
在最近举办的第六届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的赛场,有评委自豪地说:现在的京剧学生,一入学,就树立起了一个目标:参加青京赛,还要拿名次!这是真话,却也真使人不寒而栗。这说明,中国的应试教育又有了一个孪生姐妹——应赛教育。
为什么会出现应赛教育?这要归结于当今的艺术体制和官方决策。当今的艺术体制之中,有一种“龙门效应”,以京剧艺术为例,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就是一座人造“龙门”。青年京剧演员,在电视大赛上夺得了名次,就是鲤鱼跳过了龙门而成了蛟龙。没有能够参加电视大赛或参加了电视大赛被淘汰了没有夺得名次的,那就在鱼群里呆着吧!这个结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大家看:一个青年京剧演员,一露面,先要自报家门。有了青京赛名次头衔的,就像入了金陵十二册;没有青京赛名次头衔的,那就只好打入另册区别对待啦。而且,青京赛的名次头衔,不只玩儿虚的,还要来实的。过去的“四大名旦”、“四大名生”之类,既未因“四”而晋级,亦未由“名”而加薪,一切还得靠其后自己的努力和成就。他们的名次,仅仅是个荣誉而已。如今的青京赛可就不同啦——评职称、弄级别、涨工资、出场费……青京赛的赛况,都是硬件支持,如此天大诱惑,几人坐怀不乱?
了解艺术应赛教育的成因之后,接下来就需要看一看它的效应了。
应赛教育使教育从艺者成了“一节目主义”的信徒。以歌唱艺术为例,就是一首歌主义,甚至是一嗓子主义。赛事表演,每个参赛选手,不可能自由地占用比赛时间任意地表演自己的节目来展示艺术造诣,因为这不是个人演唱会。他们只能够在比赛规定的时间内选取自己的一个节目来参加比赛。也就是说,参赛选手,是用“这一个”来参加比赛夺取名次的。既然是用“这一个”而不是用“每一个”来参加比赛夺取名次,那么,赛手单位、赛手教师、赛手亲人、赛手本人等等就自然和必然要在“这一个”上倾注力气,而不会再在“每一个”上花费时间。应赛教育,就这样成就了一节目主义信徒,造就了一节目市场。
一节目主义,实质是一种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是一种有限行为、短期行为。与比赛有关的,夺名次需要的,先生就教学生就学,而且要手把手地教,口对口地学,一个音一个字地抠。一节目之外的,与得分无碍的,那就排着队稍息吧!至少,它们是其余的、次要的了。
艺术应赛教育既然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既然是有限行为短期行为,那么,它就必然导致如下的结果:忽视系统教育,割裂贯通教育,影响全面发展,最终致使参赛者的基础不牢。而基础不牢,又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沙滩之上建不成大厦,无根之植成不了栋梁。忽视基础,是出不来艺术大家的,只能是“七斤嫂生六斤”——一代不如一代。艺术应赛教育的倡导者说是“推出新人”,据我看,倒是贻误新人的可能性更大。
艺术应赛教育,还会影响艺术创新。而艺术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提高。关于这个命题,我们先从实践上来看,还是以京剧艺术为例,青京赛已经举办六届了。谁见过参赛剧目是新作品?谁见过参赛演员是新流派?相反,各个流派的代表剧目被一群参赛选手争相使用,倒是常见现象:程派出台,“春秋亭外”;麒派上场,或《跑》或《追》;言派必病;奚派必疯……《京剧剧目词典》载京剧剧目五千三(远不是全部),现在能够在舞台上看到的,也就是百之一二。而应赛教育的参赛剧目,连这百之一二都不到了,只剩下了京剧艺术主要流派的主要代表剧目那一点点了。再从理论上来说,用艺术创新来参加比赛,首先,费力气,不如“拿来主义”。而且,有风险,因为创新可能成功被评委承认,也可能失败遭评委否定,不如“经典主义”。所以,参赛选手,谁都不会去打无把握的仗,谁都不会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无论从实践上看还是从理论上说,艺术应赛教育,会萎缩艺术,可能使青年仅仅成为艺术传人甚至艺术匠人。
艺术应赛教育,推而广之,长而久之,就会产生应赛艺术了。艺术一旦沦为赛事的店小二,那它就成了少数人的事情了。艺术为大众服务转变为艺术为赛事服务,那是艺术的异化。
当然,任何一种艺术,都会由新生走向衰亡,不要企图一种艺术的永生。一种艺术的衰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顺应艺术规律,寿终正寝;另一种是违反艺术规律,早衰夭折。后一种情况,病因就是人为的体制弊端、决策失误。
中国的科技,论文产量世界第一,然而,却有八成不能转化为“第一生产力”,只能进了故纸堆;中国的体育,奥运夺金世界第一,然而,中国青少年的体质总体却在下降;中国的文学,每年的长篇小说出版数以千计,然而,走入名著殿堂的成为世俗读物的,成了马尾串豆腐;中国的艺术,青歌赛、超女赛、各个民族乐器赛、重要西洋乐器赛、青京赛、相声赛等等,真是赛如牛毛奖如雪(这实在使人怀疑文艺界在搞非物质形象工程),然而,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比赛至上必然催生应赛教育,使艺术罹患早衰症。实践检验,中国的一些体制、当权的一些决策存在误区,更进一步说,也正是这些误区,导致了结果的事与愿违。
有朋友对我说,在他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们大多不参加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活动。我听后,禁不住伸出大拇指:“高,实在是高!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中国的艺术追求者和实践者,如果都像他们那样既高瞻远瞩又埋头学问,努力地扎实基础继而达到厚积薄发,那就好了!
这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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